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走出去”的众多目的地当中，东盟是最有吸引力、可操作性最强的市场
走出去，风险与机遇并存，挑战与希望同在
台湾的纺织服装业，是大陆同行的一面镜子。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台币升值超过40%，土地价格飙涨，劳动力不足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叠加，加上纺织品贸易配额的限制，台湾纺织服装企业纷纷向东南亚转移。
90年代后期，两岸政治关系改善拉开了台资企业进军内地的序幕，很多企业将工厂由东南亚搬到了东南沿海，成衣、制鞋业的迅速扩大，反过来拉升了台湾本土产业链上游企业的快速发展。1997年，台湾纺织服装业发展到顶峰，行业规模达到680亿台币。
如今，随着汇率、土地和人工等要素成本不断上涨，大陆的纺织服装业者，走到了当年台湾同行的走过的十字路口，就连已经扎根内地多年的台湾企业，也选择了再次转移。
转移不可免
如今，大陆纺织服装业也走到了当年台湾人走过的十字路口。
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制造业之都东莞聚集了8000余家台资企业。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就有大概两成左右的台资企业在东莞消失。
消失的形式有很多种，有的是突然离开，有的是到越南设厂，有的是转向内地，留在东莞当地的企业则力图转型，做品牌，转向内销。
但金融危机的“后劲”却驱使着更多的台企转移。
台湾宝成集团是制鞋业的翘楚，2011年生产了3.26亿双运动鞋与休闲鞋，旗下裕元工业在东莞的制鞋工业园拥有近20万人的规模。
今年7月份，宝成决定“砍掉”大陆两成生产线。据宝成公布的数据显示，该企业2012年底在全球的生产线一共523条，其中中国大陆的生产线为204条，比2011年底减少51条。而宝成同期在印尼和越南的生产线却明显增加，印尼从2011年的134条增加到157条，越南从140条增加到156条。
亚洲鞋业协会秘书长李鹏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实际上转移去东南亚的，很多不是工厂自己的意愿，是客户逼着他去的，也是被工资和劳动力招工的问题逼着去的。”
不止鞋业，很多服装订单早已转移到了东南亚。现如今，国内消费者对写着“MadeinVietnam”、“MadeinBangladesh”的服装已经见怪不怪了，国际快时尚服装品牌巨头，如优衣库、ELAND、GAP等正加速向东南亚转移，甚至国内品牌如凡客、美邦也在尝试将订单下到海外。
数据更能说明问题。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5月，我国自东盟进口服装呈快速增长态势，进口数量和金额同比分别增长51.3%和33.6%，但进口均价却下降11.7%。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原部长张小济认为，未来，随着我国纺织服装业竞争态势的变化，我国企业不能靠守订单过日子，要靠境外投资构建新优势，“坐山虎要变成跳涧虎。”因为“从国际上来看，土耳其、柬埔寨、越南三国的比较优势是高于我国的。”
以申洲国际在柬埔寨的用工成本为例，柬埔寨员工月基本工资是61美元/月，再加上加班费、奖金、保障基金等，总共150-160美元/月(约合976元人民币)，而国内类似的岗位工资差不多要3000元/月。
“产业梯度转移不可避免，晚转不如早转。”张小济说。
实际上，除了人力成本低廉之外，我国和东盟拥有良好的政治关系，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也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保障，东盟与发达经济体的贸易协定，可使东盟成为我国企业进入欧美等国的跳板。另外，东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快速发展的经济，还有望提供可观的消费市场。
因此，中国—东盟中心秘书长马明强表示，“在中国纺织服装企业‘走出去’的众多目的地当中，东盟是最有吸引力、可操作性最强的市场。”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目前，中国纺服企业仅对东盟十国的境外投资企业数就超过120家。
走出去前的思考
“如果当时远东纺织的计划能实施，那现在的台湾纺织业在大陆将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已经过去了十多年，但黄伟基心中的遗憾反而越来越强烈。
1996年，台湾远东新世纪集团开始在上海、无锡等地投资建厂。那时，黄伟基则刚刚进入台湾纺拓会。“当时远东集团设想建立一个完整产业链的大型工业园，但当时的台湾当局不同意。”
因此，作为台湾纺拓会的秘书长，黄伟基对大陆同行的建议是“要思考，什么是要转移的部分，什么是自己本身可以做的部分。”
这与原商务部副部长陈健的观点不谋而合。陈健在6月28日召开的中国纺织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交流大会上说，“产业转移相关部门和行业组织一定要有规划，转移什么，转移多少;保留什么，保留多少;产业转移的目的国是哪里等问题行业要有清醒的认识。”
此外，还应当考虑“什么样的企业适合转移”。
“那种过度依赖低成本的加工企业，甚至依靠国家相关政策(退税)生存的企业走不出去而倒闭也不是一件坏事。”张小济说。
“当你在国内生存困难的时候，可能谈不上‘走出去’这个话题。‘走出去’要有人才、资本等因素支撑，这不是这类企业能承受的。”天虹纺织集团总裁洪天祝表示。
据了解，天虹纺织自2006年开始实施走出去战略，先后在越南同奈省和广宁省以及土耳其和乌拉圭等地投资建厂，截止今年5月，天虹纺织在越南已投资76万纱锭，9个分厂，用工超过7500人。
但是，在土耳其和乌拉圭的投资，是出于市场而非成本考量。
“土耳其与乌拉圭存在一定的贸易壁垒，我们干脆就到当地建厂。土耳其的人工成本差不多是1200美元，但可以辐射中东及欧洲市场，而乌拉圭则可以辐射南美地区。”洪天祝认为，企业终归要回归行业本质，未来服装业本地化、快速反应是主流，如果时间成本过大，“国内的服装运到欧洲只能打折贱卖。”
同样，富丽达集团的出海目的也很明确，即解决困扰自身已久的原料问题。
近年，随着我国粘胶纤维产能的扩大，粘胶纤维的主要原料——浆粕的稳定供应成为制约相关企业的主要瓶颈。2011年2月1日，浙江富丽达集团以2.535亿美元收购了加拿大纽西尔公司。
“如今纽西尔生产的浆粕90%为富丽达配套，解决了后顾之忧。”富丽达集团董事长戚建尔说。
在张小济的眼中，走出去的企业无非四种，即成本寻求型、技术寻求型、市场寻求型与资产寻求型，“企业要真正明白自己要什么，这是走出去的前提。”
内外有别
2000年，我国提出了“走出去”战略，并将其与西部大开发、城镇化、人才一并列为四大新战略，从此，国内企业出海的大幕就已被拉开。
2011年，国家“十二五”规划要求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制造业优势企业有效对外投资，创建国际化营销网络和知名品牌;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要求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
与此同时，国家相关部门出台多项政策，为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保驾护航。如“对企业在海外建设合作区、工业园等，国家财政部补贴30%，另外商务部对企业出海也出台了一揽子扶持政策。”陈健表示。
事实上，实施“走出去”战略10多年以来，国内纺织服装企业对外合作投资步伐明显加快，“走出去”企业数量、规模和领域不断增加。
更为可喜的是，作为纺织产业的龙头，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服装品牌和设计师也频频走出国门，登顶国际四大时装周并走进国际各大城市。如江南布衣经过近10年海外运作，如今产品已打入俄罗斯、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法国等多个海外市场。去年年中，波司登伦敦旗舰店在伦敦奥运会前一天开幕和依文集团的伦敦秀，令英媒大呼“中国时装入侵”。
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会长王天凯在“走出去”战略交流大会上表示，“近年来，我国纺织服装业‘走出去’动力不断加强，我国纺织企业‘走出去’的实践亦取得积极进展，然而如今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问题。”
确实，虽然只是一道国门，但毕竟内外有别。
2012年10月22日，一名在柬埔寨金边郊区工厂内的中国女主管在巡视时，发现一名当地女员工不专心工作，正在看国父西哈努克的照片，于是从员工手中抢走并撕毁，此举引起当地员工不满，近2000人情绪高涨，最后该女主管被迫戴着手铐在西哈努克肖像前下跪才免去一场风波。
“企业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定要考虑到文化融合的因素。”有着20年我国驻外领馆商务参赞工作经历的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会长江辉表示，中国企业走出去在欧美地区往往比较难成功，在东南亚成功的案例就比较多。“虽然东南亚地区与我国在文化习俗等方面比较接近，但企业仍要学会‘因地制宜’。”
同样是在柬埔寨，红豆集团与申洲国际与当地的关系颇为融洽，在罢工频繁的当地，多年来从未有一例罢工事件发生。
“主动履行社会责任，融入当地文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据红豆集团副总裁陈坚强介绍，红豆在柬埔寨捐助建设学校，还帮助当地学生学习中文，甚至会挑选柬埔寨的学生接到国内，到红豆大学学习。在柬埔寨的申洲制衣工厂，当地员工可以吃到免费午餐，并有合理的意见通道和晋升机制。申洲国际集团控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王存波说，“干部本地化对企业的稳定和文化融合非常重要。”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但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风险与机遇并存，挑战与希望同在。走出去很容易，也很难。这是戚建尔在经历过一次跨国收购后的感受。
